“杨佳案”发至今日，对于导致六死五伤的结果，很多民众非但不以杨佳以恶魔待之，反而对其同情有加，甚至还有部分网民在网上高呼杨佳为“义士”。这样的舆论，尽管不能证明杨佳捍卫自身尊严的“正当性”，但起码说明，在一个远远超越了“同态复仇”的文明社会，作为公共安全法定维护者的警察队伍整体及其执法行为，并没有从心底得到社会的认同。

对于杨佳本人的结局，按照先期已经介入的杨有明律师的观点，在不能证明杨佳犯罪的时候处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是基本“死定了”的，法律界的很多专家亦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对于杨有明律师发表的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是否与其身份相悖，这是一个《律师法》和律师执业准则已说得非常清楚的问题，不再赘论。但是，我们觉得，面对舆论，比判处杨佳更重要的恐怕是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无论对于闸北警方，殉职的警察，还是对杨佳本人，以及社会公众，都至关重要。

杨佳作为网上描述的“很守规矩，小的时候曾经劝阻他父亲不要乱扔烟头，而且会在汽车上给人让座”的中国语境下的“好人”，为什么作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正常的逻辑是他受到了警察不公正的待遇！“忠良遭法屈，叛逆成大义”，恐怕这是当下中国绝大多数人很“本能”的一种思维，毋庸讳言，这种思维定式，错不在民众，而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乃至麻木的权力机关的“作为模式”，否则，高高在上的警察怎么可能千里赴京与杨佳商谈，甚至赔偿。在惨案发生之后，闸北警方一再声明对杨佳的讯问是合法的，并没有对其使用暴力，而且有讯问录像证明。然而，舆论对杨佳的支持说明民众对闸北警方的单方面声明基本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这种情况下，真相比一切都重要！当一个社会对保护他们安全的警方高度不信任的时候，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在杨佳被叫去的那个晚上，他一直被讯问到凌晨2点的数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了熨平舆论漩涡的当务之急。那些殉职的警察及其亲人需要真相，即使不图烈士之名，起码不让他们及亲人不要背着黑锅，杨佳的亲人需要真相，因为他们也是惨案的受害者。整个中国的警察群体需要真相，他们不能因为个别的害群之马而成为舆论刀剑的冤魂。当然，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这个社会民众整体，他们需要真相来修补受伤的心理秩序，恢复对警察队伍的信任和支持，使因杨佳案而备受伤害的这个社会得到抚慰。

对于杨佳的杀人行为，无论其受了多大的伤害，但绝不是一个可以赞扬的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给予赞誉，既有违道德，亦有悖法理，对其严惩毫无疑义。即使真相告诉我们，杨佳的行为确实源于闸北警方的违法执法行为，并不能反证其行为的合法性，亦不会以此来否定中国警察这个群体。不过，现在舆论一边倒支持杨佳，不能简单的定义为社会的病态，而是对真相的渴求。杨佳事件，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受害者。查清真相的目的要么还警方清白，要么惩罚那些违法的警察，避免无辜的好警察成为杨佳复仇的牺牲品。否则，即使判了死刑，公众不会服气，杨佳死不瞑目，警察失去正义，同样的事情亦不可能杜绝。死去的警察背黑锅事小，在民众心理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了对抗心理之后，恐怕同样的惨案会累及更多的无辜的好警察，这对警察的家庭是不公平的。

对于杨佳案的舆论，警方感到委屈，民众亦难服气，死去的警方的家属更是受着极大的压力，唯一可以解开这个困局的恐怕不是杨佳的死刑，而是尽快查清真相本身。但就目前该案的调查程序来看，显然距离真相的获取有相当的距离，亦和民众的期待相去甚远。我们希望上海警方回避，中央政法委，独立身份的律师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保证调查程序的公正公开和合理，还真相，惩顽凶，抚民心，告慰那些无辜的警察！一方面严惩杨佳，一方面严惩警察中的害群之马，这样才能恢复民众的心理秩序，杨佳的报复行为也就不会成为舆论赞许的“义举”。另外，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着，亦应以杨佳案为戒，检讨自己的执法行为，纳税人赋予警方拥有的合法暴力是用于对付违法犯罪等作恶者，而不是赖以养活警方的民众，无论真相如何，如果民众的诉求没有合法的解决窗口，在主流的法律秩序里无从获得正义的“杨佳们”，可能只能选择极端的私力救济方式，这无疑是和法治文明相背离的。而这种非理性选择的根源，恐怕不在“杨佳们”吧。(本文来源：南方网作者：马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