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正毅及其身边的人来说，往事并不如烟。

　　1月23日下午，记者获得权威消息，上海市监狱局提篮桥监狱狱政处处长王争鸣已经被有关部门“双规” ——王争鸣正是周正毅收押于提篮桥监狱时，监狱工作组不多的四个成员之一。而另一成员，周正毅的管教俞金宝，已于早些时候被双规。

　　王争鸣突然事发显然与两天前“二进宫”的周正毅有关——1月21日，上海市检察院证实，农凯集团原董事长周正毅被再次正式逮捕，罪名为行贿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

　　鉴于周正毅入狱三年，重获自由仅7个月，尚未重整其商业帝国，因此，周正毅此次获罪，无疑还是因为其在2003年以前的诸多“往事”。

　　记者从多个其他渠道获知，周案的侦查还在继续，牵扯的范围不断扩大。

　　减刑操作人

　　周正毅于2004年6月1日，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4年6月26日，周正毅被从上海市看守所转至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在提篮桥监狱，周度过了两年的狱中时光。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监狱局专门为周案成立一工作组，共四人，王争鸣就是其中之一，他时任提篮桥监狱狱政二处处长，减刑、假释正是王争鸣所在的处室负责。

　　“提篮桥监狱曾两次为周正毅提出减刑申请，具体操作人，就是王争鸣。”知情人士透露。

　　事实上，周正毅在入狱后不久，其特殊地位就逐步显现，他刚入狱的时候，监房是三人一间，但逐步就过渡到他一人一间，到了后期，甚至发展到住会议室，用空调等等。

　　“这些情况在监狱内并非绝无仅有，但一般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要么是表现特别好，或者老弱病残需要照顾的犯人，再或者，就是‘活动’过的犯人。”一了解监狱情况的人士说。

　　但周正毅在狱中所获得的“关照”，远远不止于生活便利这么简单。

　　2006年元旦前后，提篮桥监狱第一次为周正毅提出减刑申请。理由是表现良好，确有悔改表现。而当时负责提出这份减刑报告的，就是王争鸣。

　　按照正常的减刑程序，周正毅的减刑报告从严管队—提篮桥监狱—监狱局—司法局—政法委需要经过五道程序，层层批准后方可减刑。

　　“按照相关规定，副局级以上干部，或者社会影响极大的犯人，减刑要上报到政法委这一级，周正毅就属于社会影响很大的犯人。”了解监狱情况的人士说。

　　但是，周正毅的减刑报告在通过了严管队、提篮桥监狱两道关口之后，在监狱局机关这道被退了回去。

　　此时，蹊跷的事发生了，该份减刑报告在退回去不久后，居然第二次通过了提篮桥监狱，再度被送至监狱局机关。

　　“在提篮桥监狱，具体负责减刑的，就是王争鸣。”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但是，这份减刑报告还是没有通过监狱局机关的批准，2006年春节前夕被再度退回，至此，周正毅方打消提前出狱的念头，直到2006年5月26日按时出狱。

　　不过据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服刑期间，周还是继续得到了王的其他照顾。周正毅在狱中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商业帝国，不仅通过手机和各种渠道遥控，而且多方请托，谋求早日出狱。没有王争鸣的“与人方便”，周要享受这些“待遇”无疑是“天方夜谭”。



行贿和虚开增值税发票

　　周正毅此次以行贿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罪名再度被捕，一众知情人士均表示一为情理之中，一为意料之外。

　　行贿罪为情理之中。事实上，早在海鸟发展的唐海根被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的通报中，即已现出端倪，唐海根乃周正毅的得力干将，是周正毅之兄周正明的妻舅。

　　“关于撤消唐海根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的说明”称，唐海根涉嫌伙同周正毅，勾结他人，挪用SST大盈(600844)资金2.065亿元，同时涉嫌重大行贿。

　　就目前记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周正毅的行贿名单中，可能包括原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刘金宝。周正毅收购“建联通”所用17亿贷款，正是刘金宝“主政”中银香港时贷出，2005年7月，周正毅因贪污受贿获刑，其中有1478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相较于周正毅第一次获罪的轻罚三年，此次周正毅的另一罪名——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则可轻可重——其最高刑可达死刑。

　　据《刑法》规定，犯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将被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何为特别巨大，最高院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但是实践中一般掌握类比，差不多500万以上就算特别巨大。”法律界人士表示。

　　而据法律界人士分析，之所以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因为此罪虽然是单位犯罪，但是根据司法解释和最高院的会谈纪要，可以不追究单位责任，而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工商资料显示，周正毅旗下的四个上市公司，其本人都不是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单位犯罪的罪名，难以追究周正毅的法律责任。

　　“但是虚开一罪就不一样了，只要证明周是指挥者或者直接责任人，他就难逃其咎。”上述人士说。